孔伟宇｜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历史、文本与研究现状

作者简介

孔伟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为他们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曼彻斯特笔记》重现了这一理论与实践发生的历史现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到曼彻斯特开展研究，是因为曼彻斯特既是当时全世界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也是社会主义运动活跃的地方。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不仅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而且首次接触并研究了英国宪章派等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两者的结合与矛盾促使马克思阐发一种新的世界观。所以，《曼彻斯特笔记》被视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与深化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

1845年7月12日—8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到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直接看到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现实运行过程，而且在曼彻斯特的图书馆围绕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运动展开了大量且深入的研究。在MEGA2的编委看来，从布鲁塞尔到曼彻斯特的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释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新世界观，以及为了科学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时期；而他们在曼彻斯特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自从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中的后三个笔记本于2015年在MEGA2第四部分第5卷出版问世后，欧洲学术界针对《曼彻斯特笔记》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研究展开了大量讨论，如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马提亚斯·伯伦德（Matthias Bohlender）、英国伦敦国王大学的露西娅·普拉德拉（Lucia Pradella）、英国牛津大学的大卫·利奥波德（David Leopold）等，都专门撰写研究文章。马克思的笔记及其研究在这场讨论中逐渐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一

为什么是曼彻斯特？

1845年2月，马克思与出版商列斯凯 （Carl Friedrich Julius Leske）签订了一份合同，拟出版《政治和国民经济学》两卷本著作，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部书。他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然后去了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他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撰写了《布鲁塞尔笔记》。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商量计划编写另一本著作《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Bibliothek der vorzüglichsten sozialistischen Schriftsteller des Auslandes）。伯伦德认为，正是为了编写这本书，恩格斯才会建议马克思一起去曼彻斯特旅行。他们不仅在著名的曼彻斯特切塔姆图书馆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而且恩格斯还向马克思介绍宪章运动、欧文主义和激进社会主义，因为恩格斯曾于1842—1844年在他父亲的曼彻斯特工厂中接受商业培训时，了解了大量英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并结识了欧文派理论家。所以，马克思对曼彻斯特感兴趣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曼彻斯特位于工业革命的中心；其二，曼彻斯特拥有一流的图书馆设施与大量马克思感兴趣的藏书；其三，有知识渊博的恩格斯作为当地向导，而且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是基于曼彻斯特的现状写的，这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恩格斯曾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回忆他与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的时光：“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恩格斯认为曼彻斯特时期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这一时期的研究促使他们在实践与理论中看到经济事实在现实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极为关键的。同时，恩格斯也指出：“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研究是有具体分工的，这既与两人不同的理论基础有关，又体现了两人在进行资产阶级批判方面的不同侧重点。从马克思的研究方向来看，MEGA2编委认为，马克思不仅利用曼彻斯特的图书馆资源进行了理论研究，而且在恩格斯的帮助下，直接了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熟悉英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深入考察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深化了他的哲学和政治理论，他深入现实调查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特别是正义者同盟的运动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实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并试图找到把无产阶级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方法。

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的摘录也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其主要由三大研究主线构成。一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是《曼彻斯特笔记》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摘录。一方面，马克思回溯了斯密以前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例如威廉·配第、查尔斯·戴维南特和爱德华·米赛尔顿等；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摘录了斯密和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当时盛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的经济学摘录对象是十分多样和广泛的。二是社会主义运动研究，包括对经典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当时无产阶级状况相关著作的摘录，这部分内容集中在《曼彻斯特笔记》的后半部分。马克思此时非常关心社会主义运动，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了发达机器大工业时代下无产阶级的极度悲惨状况。三是对贸易、银行、货币问题的少量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摘录中对弗里德里克·莫尔顿·伊登、托马斯·图克等人的研究是恩格斯在自己的《曼彻斯特笔记》中摘录后推荐给马克思再研究的。这说明了这些人的著作对于他们的理论创作十分重要，而且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又再次摘录了托马斯·图克以及关于货币与通货理论的著作。但必须指出，不仅仅是马克思经常借鉴恩格斯摘录的内容，恩格斯也时常借鉴马克思摘录的内容，我们能在恩格斯的笔记中常常看到类似“参见马克思的摘录笔记”的标注，这也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研究是合作性的，为他们之后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合作奠定了基础。

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去曼彻斯特，而不是去拥有大英博物馆的伦敦？伯伦德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与利奥波德的看法一致，即恩格斯非常了解这座城市。1842—1844 年，恩格斯一直住在曼彻斯特，并为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伯伦德认为，第二个理由对马克思的研究计划更为关键，即曼彻斯特比伦敦更能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如果说英国是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那么曼彻斯特则称得上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来到曼彻斯特的游客不仅可以看到现代英国的棉纺业，无数拥有动力织机和细纱机的工厂，还会惊叹于巨大的仓库、国际贸易公司和新成立的曼彻斯特交易所。所以，这座城市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所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所有知识的生动而集中的体现：一个巨大的经济机器，它一方面产生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穷、苦难和死亡。关于此时曼彻斯特的历史描述有很多，叔本华也曾经在书中描述过同一时期曼彻斯特的爆炸式增长与极限性发展。所以，伯伦德总结道：如果一个人渴望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影响，想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阶级”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 ，那么就必须来到曼彻斯特——宪章派和欧文派的大都市，以及反玉米法联盟、自由贸易者和政治经济学的“曼彻斯特学派”所在的城市。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再使用“经验现实（empirical reality）”一词来批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辨”时，他们都谈到了需要实证科学来捕捉社会现实——那么这肯定可以归因于曼彻斯特之行的经历。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时候不仅仅去了切塔姆图书馆，可能还到曼彻斯特的雅典娜神庙和公益图书馆（the Manchester Athenaeum， and the Subscription Library）补充了研究资料。他们之所以选择切塔姆图书馆，是因为这家图书馆由切塔姆（Humphrey Chetham，1580—1653）创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号称是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其在神学和科学方面的手稿和档案收藏相当可观，在 19 世纪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印刷书籍库。1870 年 5 月，当恩格斯回到曼彻斯特并在切塔姆图书馆再次进行研究和写作时，他给马克思写信回忆道：“最近几天我又坐在小楼凸窗处的方形斜面桌前勤奋地工作，这是我们二十四年前曾坐过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位置，因为那里有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367图书馆馆员老琼斯还健在，但是很老了，已经不再做什么事了，我在那里还没有见到他。”无论是从他们留下的笔记，还是恩格斯之后的回忆，我们都可以看出1845年的曼彻斯特之行给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曼彻斯特笔记》中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研究

政治经济学是《曼彻斯特笔记》研究的重心，MEGA2编委将其认为是《巴黎笔记》的继续。但是在伯伦德看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遭遇到了一种新的语言，即政治经济学的语言，遭遇到了生产、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等新范畴和新概念，马克思要深入研究这些新的语言范畴，并对其进行批判性超越，为其新的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理论动力。

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那么晚，在《曼彻斯特笔记》之前，马克思已经在《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中进行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摘录。普拉德拉对伯伦德的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尽管马克思在 1845 年初才制定了他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计划，但该计划以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巴黎和布鲁塞尔。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普拉德拉详细梳理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中摘录的不同主题、流派以及重要人物和著作，并对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评判：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还没有区分国民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哲学批判。然而，尽管他此时还未接受劳动价值论，但仍然强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矛盾，并在试图揭露资产阶级非人性阶级关系的同时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此外，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看作私有财产利益的表现，而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自然事实，因此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研究的主题则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古典经济学，还研究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文献，并且马克思是从曼彻斯特返回后才完成了他《布鲁塞尔笔记》笔记本6的写作。

所以，《曼彻斯特笔记》不是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而是体现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日益关注，特别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利润与利润率等具体问题的关注。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一方面非常关注重商主义学者。他评论了配第和戴维南特关于财富起源的思考，将财富的起源追溯到劳动和土地，也愈发意识到贸易和殖民扩张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普拉德拉指出，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深入研究了贸易平衡问题，并在殖民、人口、贫困、债务、金融和税收等方面与之后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内容紧密相连。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对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帮助他加深了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体系矛盾的分析。他先后摘录了科贝特关于货币与银行的著作、1844年皮尔银行法案的争论、货币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图克关于危机的讨论，通过对李嘉图学派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认识了该学说，而不是停留在《巴黎笔记》的抽象批判。此外，普拉德拉还专门分析了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认为这一手稿是建立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其中还引用了《曼彻斯特笔记》中关于布雷的摘录，这证明了《曼彻斯特笔记》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笔记的研究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而非同质性，也见证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性而非断裂性。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采用了劳动价值论，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内在批判。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劳动在决定商品价值方面的中心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和哲学研究也肯定了“交往形式”（Verkehrsformen）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因此，与当今德国学院派对阿尔都塞的否定性态度一致，普拉德拉也对阿尔都塞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她着重强调了《曼彻斯特笔记》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的完整出版进一步证明了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的荒谬性。同时，她敏锐地发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步当然是以哲学方法为特征的”。当然，现阶段对《曼彻斯特笔记》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尚停留在阐述层面，我们亟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进行反思的挖掘，才能更清楚地展现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和具体过程，并进一步阐述马克思头脑中的“现实逻辑”是如何一步步战胜和扬弃“人本主义逻辑”的。

其次，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在其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逐渐成为欧洲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所以作为集中摘录和研究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曼彻斯特笔记》自然也就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文本。

利奥波德详细梳理了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对社会主义学说摘录的所有文本（主要是对欧文、欧文派及其相关理论的摘录），他将其总结为9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1）《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本2中对来自艾德蒙斯《实践道德与政治经济学》的摘录（最后三分之一部分）；（2）《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本4中对汤普森《财富分配原理探讨》共6章的摘录；（3）《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本6中对布雷《工人的错误和对工人的矫正》的摘录（相对比较广泛）；（4）《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本6中对欧文《论人类性格的形成》的摘录，马克思摘录的是1812年授权重新出版的欧文4篇论文的汇总；（5）《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本6中对欧文《关于教士阶层婚姻的演讲》的摘录，其中包括欧文1835 年的演讲和关于《新道德世界书》中婚姻制度的附录内容，即强调他对婚姻的批判只是对没有感情的婚姻的批判；（6）《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本6中对欧文《在曼彻斯特的六次演讲》的摘录，其中讨论了他对性格形成的看法、对旧的不道德世界的批判的要素，以及未来在上级安排下应当形成的人的品格和级别等重要问题；（7）《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本6中对欧文《对世界各国一切阶级协会的演说》（1837年5月），其作为第（6）条的附录出现，这些摘录内容与之前的摘录是相连续的；（8）《曼彻斯特笔记》笔记本7中对欧文《新道德世界书》的摘录，该书的体系由较为枯燥和冗长的7个部分构成，马克思对前四个部分做了摘录，即社会的理性系统、对人类社会状态的解释、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对理性宗教的解释四个部分；（9）《布鲁塞尔笔记》笔记本6中对约翰·瓦茨《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与虚构》的摘录。可以看到，利奥波德将《布鲁塞尔笔记》的笔记本6也作为曼彻斯特笔记群的一部分，这一系统性总结为我们研究《曼彻斯特笔记》中的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帮助。

而伯伦德则重点分析了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中社会主义学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他认为，马克思在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原则之前，需要对“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进行全新的反思。虽然这个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被使用，但在马克思试图创立一个新的世界观之前，他不得不澄清“共产主义者”的含义，所以，他迫切提出这些问题：什么团体或政党应该合法地将这个词应用于他们的政治纲领？如何在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与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左翼政治运动中的其他团体（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巴布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欧文主义者、查特主义者）之间划清界限？因此，有必要澄清这些术语，并起草一份政治纲领，供那些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参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伯伦德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正义者同盟伦敦分部（1845/47）、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47）内部的辩论中，以及最后在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和改名（1848）的争论中构建了共产主义政治理论和战略的最初轮廓。

而《曼彻斯特笔记》中的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为马克思厘清共产主义学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助力。在伯伦德看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首次科学地理解了“阶级”概念，并发明了一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新的政治语言，这将引导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进入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具体来看，马克思对现代“市民”或“资产阶级社会”概念有了新理解。虽然马克思从韦德等人那里学到了新的阶级政治语言，但他在笔记中还通过阅读当时的主要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功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有意识地进入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个领域或知识类型决定并主导了整个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马克思借此开始掌握对资产阶级社会解剖的方法，并试图破译它的主要秘密：尽管这个现代社会被对立地划分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运作良好的社会体系，产生巨大的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最远的极限。财富和贫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和劳动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建立了一个非凡的但又是矛盾的社会统一体。伯伦德的这一分析是深刻的，单纯的英国社会主义学说是无法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马克思是以一种哲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在其中透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规律，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提供“他山之石”的理论作用。他不仅超越了英国社会主义理论，也大大颠覆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也从侧面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不仅是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而且马克思本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有机的融合与扬弃的原创性作用，这恰恰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学术界“历史唯物主义抄袭说”的质疑。

通过《曼彻斯特笔记》以及在曼彻斯特的现实经验学习，马克思分析现代阶级复杂的社会政治运动，确定并证明工人阶级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政治领域内的斗争策略。伯伦德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从哲学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变相比，马克思放弃了哲学上的共产主义，并试图在历史和唯物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构思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在研究中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即马克思将能够阐明一种科学的政治批判。这意味着，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才会与魏特林“工匠和手工业者的共产主义”和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划清界限，这与1844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有巨大差别的。此外，普拉德拉还对伯伦德关于马克思政治语言形成的研究作了补充，她认为，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之中，并且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时期对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也促进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因而，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放到一个纵向更广的思想史范围内进行考察，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因素。

三

两种“语言”的碰撞：新世界观还是未完成的逻辑？

那么，《曼彻斯特笔记》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学说的不同范式研究如何有机结合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伯伦德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曼彻斯特笔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言与政治语言两种语言的第一次遭遇，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为《资本论》的无法完成埋下了伏笔。

伯伦德坦言了这一观点创新的方法论来源：“我将尝试沿着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足迹，探寻马克思思想中的多种声音与语言。”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计划是由多种语言和声音构成的：“既是沉默的又是暴力的，既是政治的又是学术的，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既是全面的又是零散的，既是漫长的又是瞬间的。”对这句话的直接理解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涉及布朗肖的后现代文本方法。布朗肖无疑是欧洲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和评论家，他对文本的解读影响了一大批欧洲的重要思想家，如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笔者参与编辑的《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0辑以布朗肖为主题进行了专题性探讨。布朗肖认为，作者是被作品生产的，换言之，一个作家之所以是一个作家，是由于他的作品赋予这个身份以生命，没有作品的作家在后现代语境中就不是一位作家。然而，作家在作品的叙事中走向了一个未知之境，叙事本身是一种运动，“只有叙事和叙事的不可预见的运动提供了一个空间，让那个点在其中变得真实、强大、迷人”。布朗肖的作品叙事方法必然走向不同声音构成的未知空间，传统文本解读的确定性与逼真性是缺场的。伯伦德借鉴了布朗肖的文本解读方法，提出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非同质性，认为其是由不同声音组成的结构性统一体，因此碰撞和矛盾在其思想中是常见的。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孙伯鍨先生提出的青年马克思的“两条逻辑”问题，虽然孙先生没有阅读过布朗肖，却创造性地将青年马克思头脑中激烈碰撞的人本主义逻辑和客观逻辑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以动态的力量角逐方式勾勒了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构境，这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复调式的方法与布朗肖的后现代文本解读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伯伦德从布朗肖的方法走向了另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计划正是在不同的声音碰撞中产生的，《资本论》之所以未完成不是因为这个计划本身，而是由于其内在是由不同声音和语言构成的，这一多元的矛盾性将导致《资本论》无法完成的必然性。

伯伦德认为，《资本论》计划内在矛盾性和不可完成性的起点就在《曼彻斯特笔记》之中。在他看来，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遭遇了两种全新的语言：政治的语言（社会主义学说）与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这两个领域也是第一次在马克思的头脑中相遇。一方面，马克思阅读了政治批判的相关阐述，摘录了科贝特、卡莱尔、韦德、伊登的著作，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历史政治分析和新政治语言诞生的核心环节。他认识到对政治展开批评必须了解政治的现状，必须知道政治战场上正在发生什么——即托利党、辉格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关于童工、卫生和住房条件、济贫院和玉米自由贸易（工人阶级的基本食物）等。另一方面，马克思研读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摘录了麦克库洛赫、西尼尔、库柏、阿特金森、穆勒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不仅摘录了保守派萨德勒的著作，而且摘录了激进左翼汤普森的著作。伯伦德认为，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的语言和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是两种批判形式，也是两种不同的智力工具，但是其目的都是科学地分析和政治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所以寻找和阐明这两种语言的关联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关联从《曼彻斯特笔记》开始，一直延续到《资本论》的写作。

在《曼彻斯特笔记》的摘录对象中，布雷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他既是一位宪章主义者，又试图在政治经济学的战场上对政治经济学开展批判，并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在伯伦德看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最感兴趣的不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汤普森，而是布雷及其著作《工人的错误和对工人的矫正》。马克思摘录了这本书三分之一的内容，在MEGA中占了60页左右”。约翰·弗朗西斯·布雷（1809—1897）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是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但他刚开始是一位工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然后越来越朝着激进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839年出版的《工人的错误和对工人的矫正》就证明了他的理论方向：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英国左翼集中探讨的所有主题，包括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自然法，但是在修辞上更加激进，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解读为理论辅助。伯伦德认为，很容易注意到布雷与当时的马克思在同一个层面研究了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将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及怎样才能把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变成一种政治武器来批判现代社会作为整个社会体系的阶级性和压迫性。

就马克思对布雷的具体研究来看，伯伦德指出，马克思在一开始摘录时就仔细翻译了布雷的一段话：“通过这样追溯事物的起源，我们将发现每一种政府形式，每一种社会和政府的错误，它的兴起归功于现有的社会制度——归功于目前存在的财产制度——因此，如果我们要立即永远结束我们的错误和苦难，现有的社会制度必须被彻底颠覆。”可以看出，布雷的目的是找出劳动阶级悲惨和压迫状态的根源，他不将其归咎于政府、政治阶层或缺乏社会政治改革（这恰恰是宪章主义者的主张），而归咎于“现有的社会制度”的整个结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评论道：“暴政，源于同一个源头——社会划分为阶级和种姓。”而布雷认为对这种阶级划分的社会制度的摆脱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建立共和国家、法治或民主改革的问题，而是“彻底颠覆”，马克思则将其形容为“社会革命”。在这一共同的目标下，布雷与马克思一样，“并不满足于仅仅对政治进行批判——即使这种批判是用一种激进的阶级斗争语言来表达的。他向前迈出了一步，并试图用新的科学来支持对政治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布雷指出，尽管这门科学的创始人显然已经证明贫困和苦难将永远是劳动者的命运，但这门科学包含社会的真正原则，它表明造成贫困和苦难的原因是“当前社会制度”，不一定是“任何和每一个社会制度下……的伴随物”。伯伦德认为，布雷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尝试成为马克思后来论点之一的基础，构成了他的“批判性决定”的核心部分，即“当前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历史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因此，马克思仔细地摘录了以下段落：“通过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用他们自己的武器与他们 （政治经济学家）作战，我们将避免成为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的‘空想家’和‘理论家’，经济学家们将不得不推翻他们论证所依据的既定真理与原则。”由此看来，布雷与马克思的理论轨迹确有相似之处，但是其理论关联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们不仅要探讨马克思从布雷的著作中学习借鉴的关联性，还要剖析马克思如何扬弃布雷的理论。

所以，伯伦德认为马克思在布雷这里找到了政治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交汇点：“马克思将布雷描述的‘抢劫（robbery）’一词一分为二：剩余价值和剥削。前者属于政治经济学科学批判的话语领域，而后者是在政治论战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属于政治批判。”马克思对布雷的总结性摘录是：“如果一个阶级因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在劳动资料上依赖于另一个阶级，那么它在生活资料上也同样依赖于另一个阶级；这种情况与社会的方向如此背道而驰——如此违背理性、正义和自然的权利平等——以至于一刻也不能缓和或捍卫它。”因此，只剩下一个结论：这个非理性的社会必须被彻底颠覆。用布雷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必须合理化并恢复到自然状态。尽管布雷给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但是马克思并不会完全接受布雷的理论，因为此时他的人本主义主导逻辑已经逐渐被客观现实逻辑压制，而布雷对未来社会自然状态的设想还是具有一定空想的性质。可以说，政治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进入”并“跳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理论支撑，它不断地警醒马克思现实的残酷与铁律。所以布雷与马克思最大的不同在于，布雷思想的主线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辅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马克思始终以哲学的方法去反思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这促使马克思绝不会掉入任何学说的窠臼之中。伯伦德后来也指出，马克思并不真正相信布雷斯的解决方案，因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集中批判了蒲鲁东与布雷，驳斥了其“抢劫”和“不平等交换”的批判是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缺失。马克思认为，布雷是第一个认识到问题的人，并且显然找到了解决办法（抢劫）；相比之下，蒲鲁东似乎只是一个抄袭者。但是，两人的错误是一样的：他们都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关键原则，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不仅作为批评该社会的规范性措施或规则，而且作为新的政治经济和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平线上对布雷进行了科学的批判，而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还无法提出这一观点。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看法也昭示着马克思思想变化的不同过程，但我们决不能否定其不同阶段间的思想连续性。

最后，伯伦德之所以认为《曼彻斯特笔记》与《资本论》的无法完成性之间具有关联性，是因为他看到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关联在于马克思是从《曼彻斯特笔记》开始走向“两种声音”的交汇，开始反思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对抗的矛盾与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先进的科学规律之间的结合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试图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发明一系列新的范畴（如价值形式、商品形式、剩余价值、抽象劳动等）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然而，伯伦德认为这两种声音的交汇是不可能完成的，正如布朗肖所言，它们经常会“相互冲突和脱节”，因此《曼彻斯特笔记》就意味着《资本论》不可完成性的诞生。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两者之间的理论关联性，也必须承认伯伦德的想法具有创新性，但是直接将两者的方法同质化并宣称《资本论》的不可能完成性也有些武断。伯伦德不仅完全没有讨论《曼彻斯特笔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关联，也忽视了马克思之后的理论研究，例如《居利希笔记》《伦敦笔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的理论突破，他似乎将《曼彻斯特笔记》与《资本论》之间的思想阶段“磨平”了。更重要的是，他仅仅看到“两种声音”的交汇，却没有看到马克思从始至终都是在用一种哲学的方法来统摄和扬弃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的思想从来都不是两条理论来源的平行结构，而是有主有附、不断运动的复调结构。这一复杂结构造就了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与深化的持续运动，并以一种科学性的方法论呈现在世人面前。

〔责任编辑：苏媚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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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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